大学生当上 “乡村CEO”

  大学生当上 “乡村CEO”

  或是出于就业选择,或是出于专业考虑,还有出于理想主义,他们选择到农村工作。

  作者:邵海鹏

  “距离我家到上班地点,骑电动车大概10分钟就到了。”通勤的便捷性,成为吸引惠敏于2020年12月回到农村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她在福安村担任“乡村CEO”,该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在河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2019年6月,杜晨红就跟当时的同学、如今的爱人一同前往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村养鸡。由于学的是畜牧专业,也在养殖场实习过,当时她对即将到养鸡场工作,其实并没有抱有太高预期,反倒是到养殖场区之后,现代化、数字化的养殖环境,让她震惊不已。

  在去到萝卜山自然村之前,黄珂巍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然而,他还是选择2022年1月正式加入“萝卜山乡村CEO团队”,尽管萝卜山自然村所在的云南省临沧市是其一直生活的城市。这小半年下来,他认为,大学生到农村并不会“屈才”,反而并不适合有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有那些有社会经验、有责任感,至少得有学习能力的人,在农村才可能会如鱼得水。

  尽管专业不同,工作地域也不同,但惠敏、杜晨红、黄珂巍这些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或是出于就业选择,或是出于专业考虑,还有出于理想主义,都不约而同选择到农村工作。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返乡下乡就业、创业群体,开始不断增加,他们运用聪明才智,为改变农村发挥着光和热,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收获了成长。

  从“社恐”到自信的“CEO”

  两年前,在昆明市读大学的惠敏面临着毕业焦虑。尽管也备考了一些体制内的工作,但并未如愿。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波及,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大。直到2020年10月,当看到官方推送的一则“乡村CEO”招聘信息后,惠敏就果断投了简历,“当时想着,先工作再说”。

  关于“乡村CEO”,她解释称,相当于“农村职业经理人”,与村集体公司签订就业合同。在福安村,“乡村CEO”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由乡镇级领导、村组干部、乡村CEO等共同组成的“乡村振兴CEO研讨组”,以团队的形式来推动工作。

  2013年,昆明福安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8年,村子正式挂牌“中国传统村落”;2019年,昆明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将福安村列为全市6个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村之一。

  在福安村,“乡村CEO”的工作具体而琐碎。比如,参与古巷花巷的设计及打造,针对个别景点,提出想法,对接施工方跟进项目进度,如古民居修缮、古巷花巷微景观打造、外立面“穿衣戴帽”、灯带安装等。再比如,为调研团队讲解、接待,协调食宿,管理村集体公司的财务,运营古民居民宿。

  2021年11月,村集体公司又开办了一个“归庐小院”休闲吧,由惠敏和孙章航两位CEO共同运营,主要负责咖啡、茶饮、小吃的制作和售卖,同时也代销本土农特产品。

  2021年,惠敏参与了外界组织的一个“乡村CEO”培训,并撰写了“福安餐饮业发展企划书”。

  她认为,福安村可以通过发展餐饮业,以“休闲吧”+“农家乐”的形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并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打造周边地区的餐饮服务中心,形成规模效益。

  来到福安村担任“乡村CEO”这一年多,惠敏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原来有些“社恐”的她,开始变得从容、自信。在村里的工作,一般都是朝九晚五,加班不会太多。她说:“对我来说,不会感觉到‘屈才’的,现在农村变化很大,关键还是要看个人,尤其是经历过这次疫情后,在农村生活也是一种方式。至于未来,如果公司有很好的发展,自己愿意留下来,毕竟离家近。”

  到农村学会了沉淀、增长了技能

  2018年,黄珂巍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工作。在历经电动车、电商、游戏三个不同行业的工作后,2020年5月,他回到了家乡云南省临沧市。

  “2020年,新冠疫情刚暴发,自己当时还在游戏公司工作。疫情期间,游戏行业反而是向好的,但自觉在游戏公司工作意义不大。于是,我就选择回家乡,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从2020年5月回到云南,到下乡之前,黄珂巍自称,这是属于自己的“GAP YAER”(间隔年)。在外工作的那两年时间,让他有了一些社会阅历,并攒下了一些积蓄,再加上面对疫情天灾,让他重新思考人生意义,开始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他决定正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021年底,黄珂巍报名了由母校组织的“乡村CEO”项目,并于2022年1月去到萝卜山自然村,担任“乡村CEO”。该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马台乡,自古以种植萝卜而得名。这里曾经是当地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寨,作为临沧本地人,他认为乡村振兴是当今时代的宏大叙事,自己应该参与其中,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一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尽管村里严重缺乏志同道合之人,但黄珂巍并不感觉“屈才”,反倒觉得自己很多地方还不如农民。

  比如,哪怕是拍个短视频,都未必有村里农民拍得好——他们随便拍一下,可能都有几百个赞;再比如,如果村里面要直播带货的话,有些村民的嘴巴,就是比自己厉害。

  对比城乡工作情况,黄珂巍觉得自己学会了沉淀,被动增长了很多技能,比如学会了写微信公众号,以及AU(音频编辑)、AI(图片编辑)等,“在大城市,自己也会感到焦虑,认为应该学点什么东西,然而没有学习动力,到头来一直没学,结果到农村半年都不到,就全学会了。”不过,收入就有些惨不忍睹了。他自嘲,比在广州时,“差不多少一个0”,但好在本身消费欲望不强,更适应乡村的生活状态,而且在广州也攒了一些钱。短期内,准备用积蓄在村里面做出一个产品;中长期目标,就是希望成为一个对身边人有价值的人。

  到农村工作“专业对口”

  要不要去农村工作,还是要看专业。毕业后,杜晨红就跟爱人北上,到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村去养鸡。她认为,自己到农村工作,主要是因为专业对口,大部分农牧企业的总部,都是在农村。

  尽管有心理预期,但最初到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峪口禽业”)工作,还是被养殖环境惊到了。杜晨红称,以前一栋鸡舍可以养一万只鸡,一个养殖场有若干栋,就已经算是很大的规模了。然而,公司现在一栋鸡舍就养几万只鸡,一个园区的种鸡数量高达百万,而且应用的还都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在峪口禽业这三年时间,杜晨红先是到养殖环节熟悉环境,后来转岗至行政办公部门。她爱人则一直在养鸡场做疾病防控工作。

  她说,在收入待遇方面,其实城乡也“没有差太多”。可能在一线大城市的收入会高一些,但农村生活成本会低一些,而且购房成本也不高。

  除此以外,通勤时间也让大部分城里人艳羡不已。“开车基本上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到公司了。看看沿路风景,也算作兜风。”

  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工作,杜晨红认为,高素质的硕士、博士,到平谷区也能找到合适发展机会。这里不但有高科技园区,而且像峪口禽业这样的现代农业公司,每年也需要大量引进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人才。“随着农牧行业发展,企业逐渐实现现代化,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养殖场场长、兽医等职位,都需要大学生,甚至研究生。”

  人才缺乏是实现乡村振兴最关键的瓶颈。面对农村缺乏帮助村民策划运营、管理资源的职业经理人,以及愿意从事涉农工作的人才这一现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陆继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要想让乡村成为大学生、各种人才愿意来且留得住的地方,就需要创造吸引人才的就业条件。

  比如,通过城乡村联动,推动非农就业,拓展乡村产业空间,创造更多的新业态。在云南昆明,有6个村开展了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旨在以城市动能带动乡村发展,也打造了一系列新业态,引进“乡村CEO”来帮助经营乡村。此外,还要配套完善的乡村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金融等,吸引真正的人才。

发布于 2022-05-30 0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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