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央行在总量框架下“有进有退”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我们稳健实施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综合研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的双重功能,前瞻性地加强跨周期的调节,有效应对世纪疫情等内外部的冲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力地促进稳增长、稳物价、稳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坚持管住货币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回顾货币政策这十年,6月23日,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说。

  此外,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宏观杠杆率变化、金融开放等问题,他也一一作出回应。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有进有退

  近一段时间以来,业界关乎货币政策争议较多,结构性工具过多使用会否弱化总量工具?

  陈雨露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兼具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双重功能的。也就是说,通过结构性工具既能够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效果,又能够对总量调控作出贡献。一方面,人民银行在设计结构性政策工具的时候,坚持顺势而为,也就是按照目标一致性的原则,来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就是把央行资金和金融机构对特定领域和行业信贷投放挂钩,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这样一来,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是具有基础货币投放功能的,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贷的平稳增长。

  陈雨露强调,人民银行在总量框架下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重点需要“有进有退”,也就是说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和投放规模控制在一个合意的水平,与总量型的政策工具形成一个良好的配合。同时,市场也应该注意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同市场利率水平之间相差通常不是很大,所以不会对市场化的利率体系造成太大的影响

  “实践证明,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有了明显提高。”陈雨露说。

  主要体现为:一是,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更加完善,2012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0.8%,与名义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稳健发展;二是,过去十年,我国逐渐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第三,逐步健全了利率市场化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宏观杠杆率增幅温和可控

  宏观杠杆率变化是衡量宏观调控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纵向来看,中国宏观杠杆率,到2021年末是272.5%,比2016年末上升了23.9个百分点。

  “五年年均上升约4.8个百分点。2016年到2021年这五年,中国GDP年均增速是大约6%,CPI年均涨幅约2%,平均每年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3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以温和可控的宏观杠杆率增幅支持实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宏观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陈雨露表示。

  疫情暴发后,各国普遍采取超宽松刺激政策来应对衰退,引起了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

  从横向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以相对较少的新增债务支持了经济的较快恢复,宏观杠杆率增幅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数据显示,2021年末,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全部报告国家的杠杆率平均水平是264.4%,比2019年末高18.3个百分点。相较而言,中国的这一数据是16.5个百分点。

  陈雨露认为,这体现出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不透支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在稳杠杆同时,中国经济表现持续保持领先,通胀总体可控。

  2020年到2021年,中国经济两年平均增速5.1%,比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分别高4.1个、6.6个和5.7个百分点,通胀水平也明显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陈雨露说,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力、有度、有效的,宏观杠杆率总体实现了“稳字当头”,确保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对标国际高标准扩大开放

  金融改革开放成果显著,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陈雨露表示,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有几个重点:

  一是完善金融管理体系,坚守“监管姓监”的定位,压实监管责任和风险处置责任,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问责。加快出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明确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和权限,实现与中央金融管理的高度协同。

  二是大力推进金融数据治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对金融运行和风险状况实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动态监测。

  三是把好金融机构准入关,强化对金融机构股东的穿透监管,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打击。

  四是提升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性,优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促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重组,杜绝违规跨区域、超范围经营。

  五是完善金融法治,补齐制度短板,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快推进《金融稳定法》的出台。

  在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方面,陈雨露提出,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对标国际高标准,推动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开放,实现系统性、制度性开放。

  具体包括,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落实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标高水平国际金融规则,做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便利性,丰富可投资的资产种类,完善配套制度规则,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构建与金融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服务小微政策适当加力

  小微企业是中国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载体。其融资难题一直备受关注。

  陈雨露介绍,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重点是抓了四项工作:一是创新工具,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发挥牵引带动作用;二是降低成本,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三是长效机制,聚焦难点和堵点,建立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四是拓宽渠道,拓宽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和便利度。

  陈雨露称,下一步,在政策支持方面会继续靠前发力、适当加力,同时系统构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布于 2022-06-23 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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